第三个例子是1979年的美国三里岛事故。这个核电站按今天的标准也不行，如果设计得更合理一点，事故是可以避免的。那么这个事故增加了多少癌症呢？计算表明是，一个。实际上，2002年的一个 研究 表明，三里岛居民的癌症率根本就没有显著增加。更有意思的是三里岛核电站所在地因为土壤里存在天然铀，其辐射本底本来就高。三里岛附近居住的5万居民，就算没有核电站，也会有 60人因为死于天然核辐射导致的癌症。

中国和美国的国家标准都是规定一般公众每年受到的辐射剂量不超过1毫西弗，也就是 0.1雷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茨城县因为每年的辐射剂量（假设剂量不变）是 1.48 毫西弗，就超标了。但国家标准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规定。这个标准是建立在前面说过的辐射-癌症正比关系上的，也就是说它认为不管辐射的剂量多么小，都会带来癌症。就算我们认为这个正比关系成立，那么 0.1 雷姆标准背后的逻辑是它会增加 0.004% 的癌症概率。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癌症概率，只看辐射国家辐射标准的话，你就丧失了在不同癌症之间权衡比较的权力。一个辐射超标但是空气清洁的城市是不是比一个空气污染但是辐射达标的城市更安全？ 1毫西弗标准不能告诉我们这些。实际上，丹佛附近的天然辐射剂量就超过国家标准。一个丹佛居民每年受到的辐射差不多正好比一个纽约居民高 1毫西弗。然而丹佛的癌症发病率低于美国大部分地区。

所以国家标准其实是个人治标准。对于决策者而言，辐射-癌症关系远远比国家标准更有参考价值。因为国家标准的存在，公众得到的是经过封装的科学知识。公众害怕的不是辐射，而是对国家标准的践踏。这正如公众恐惧的不是癌症，而是因为“奇怪”原因导致的癌症。

哲学

现有的核电站，更不必说在建的核电站，其安全水平都绝对超过切尔诺贝利。这次日本地震产生的核电站癌症能有多少？要知道切尔诺贝利的上限才 4000人。现在我们用最保守的估计，假设全世界的核电站每隔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切尔诺贝利水平的大事故，导致 4000人死于癌症。那么每年因为核电站而死于癌症的人将是 400人。

我们的问题是，这种情况能坏到哪去呢？或者说，我们有权为了取得能源而牺牲这 400人么？

这显然不是一个物理问题，有些哲学家会认为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据说有个哲学家曾经提出一个“头疼问题”。说假设现在有 10亿人正在轻微地头疼，如果你杀死一个无辜者，那么这 10亿人的头疼立即就能好，请问你杀还是不杀呢？

我猜很多人可能会选择不杀。具体到核电站，也会有很多人选择宁可不要核电也不能牺牲 400个无辜的生命。但也有一些人会认为牺牲是值得的。我最近看了一点《借枪》，地下党行动组组长铁锤就认为牺牲学生去刺杀加藤是值得的，而熊阔海则认为不值得。所以这位哲学家煞有其事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好像此题无解一样。

可是事实是我们中的所有人，早就选择杀了！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以十万计，可是我们该开车开车该坐车坐车。从来没有人提议禁止一切汽车。

更重要的是，我国每年有数以千计的矿工死于煤矿。更不用说因为烧煤产生的污染，导致的各种病症只会更多。而烧煤，正是为了发电，这就是中国目前发电的绝对主力：火力发电。我们用着拿别人生命换来的电，心安理得。跟火电相比，核电就好像民主制度一样，虽然也不是个好的发电方式，却是“最不坏”的发电方式。

铁锤说，让加藤多活一天，我们都是犯罪。如果不尽快上核电，让火电多活一天，我们也是犯罪。